阿甘本：无人格的身份（下）

中文译者：白轻（lightwhite）

译文选自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裸性（Nudities）》一书P.46-54，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发行于2010年，英译者是David Kishik 和 Stefan Pedatella。

在人类历史上，身份第一次不再是社会“人格”或他人之认同了，它充当的是生物数据的功能，和人格及认同无关了。人类摘掉了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他们认同之基础的面具，为的是把自己的身份托付给某种密切地专属于他们但又无法与之相同一的东西。不再是由“他人”，我的同胞，我的朋友或敌人来承担对我的认同了。甚至和我所戴的社会面具不一致的道德能力也无法承担这种认同。如今，确定了我的身份和可认同性的东西不过是我那染了墨水的拇指在某个警局的一张卡片上留下的无意义的图案。这是某种和我绝对无关的东西，是某种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借以确定自身身份或与之保持距离的东西：赤裸的生命，一种纯粹的生物数据。

针对犯罪设计的人体测量技术将其专门的特权保留了一段时间。甚至在1943年，美国议会还否决了公民身份法案，该法案旨在为所有的公民制定带有指纹的义务性身份证。但一般来说，针对罪犯、外国人或犹太人而发明的规定迟早会一成不变地施用于所有的人；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针对惯犯而发展出的技术也开始转向了所有的公民。不时地伴有指纹的疑犯相片已然成为了身份证（浓缩版的贝迪永卡）的组成部分，而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逐渐地把身份证规定为一种义务。

但只有到我们今天，极端的一步才真正地迈出了，并且还在其完全实现的过程当中。要感谢生物计量技术的发展——它凭借光电扫描手段可以快速地获取指纹和视网膜或虹膜模式——生物计量装置正在超出警察局和移民局而向日常生活的领域渗透。高中食堂的大门，甚至某些国家的小学校门已经由一种生物光电计量装置控制了，学生们心烦意乱地献上他们的手（生物计量领域的工业正在经历一次狂热的跃进，它命令公民服从它年轻气盛的操控）。在法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一种新的生物计量身份证（INES）正在制作当中，它具有的电子微芯片不仅包含了身份鉴定的基本信息（指纹和数字相片），还有方便商业事务的签名样本。作为政治权力转向管治性（governmentality）的势不可挡的漂移之一部分——其中，自由的范式古怪地在统计的范式上汇合了——西方的民主制正在筹备一个能容纳所有公民NDA的存档，既是为了确保安全，压制犯罪，也是为了管理大众的健康。

我们的注意力从各处聚集到一种危险上，这一危险就隐藏在一种权力的绝对和不受限制的控制当中，它已经摆置着所有公民的生物统计信息和基因信息了。拥有了这样的权力，犹太人的灭绝（及其他可想象的种族灭绝）——它曾在无比低效的文档基础上进行——将变得极其地彻底和迅速。

而更为严肃的——只要它还未被注意到——是生物计量进程与生物的身份鉴定对主体建构产生的后果。在一个纯粹生物性的数据基础上，我们能建构起什么样的身份？当然不是一种人格身份，这种身份曾经联到社会团体的其他成员之认同，关联到个体戴上社会面具却不为之束缚的能力。如果现在，我的身份最终是由生物事实决定的——它既不取决于我的意志，也不受我的控制——那么，诸如个人道德建构这样的事情就变得问题重重了。我能用我的指纹或基因编码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我如何在承担这种事实的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新的身份是一种无人格的身份，其中，我们惯于思考的道德空间已经丧失了意义，必须从头再思考一遍。唯有如此，期待统治了西方道德数个世纪的个人道德原则的普遍崩溃才有意义。

人被降低为赤裸生命已经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既定事实，以至于它现在就是国家在其公民身上认读出的身份之基础。就像奥斯维辛的流放者不再有姓名和国籍，只有手臂上烙印的数字一样，当今的公民也在无名的大众中间迷失，被贬损为潜在的罪犯，只能由其生物计量数据所决定，最终——通过一种已经全然晦涩并难以理解的古代命运——是由他们的DNA所决定。但如果人最终还能够得以幸存，如果在非人之外还有些许的人性，那么，当西方人带着既欢喜又恐惧的感情在极端的后历史门槛上手足无措的时候，道德必定是可能的。就像所有的装置一样，生物计量的身份鉴定多少也有一种不愿供认的对幸福的欲望。在如是的情形中，我们面对着一种从人格之重负下解脱，从道德及随之而来的司法责任中解脱的意志。人格（以悲剧的形式和喜剧的形式）也是罪感的承担者，故而其隐含的道德必然是禁欲主义的，因为它建立在（个体与面具，道德人与法律人的）一种分离之上。恰恰是基于这种分离，新的无人格的身份才坚持一种非罪感的幻象，一种无限倍增的面具的幻象。当个体为一种纯粹生物性的、自我中心的身份所束缚时，他们也得到了一种承诺，能够戴上所有的面具并在英特网上过第二种或第三种可能的生活，可没有一副面具或一种生活是真正地属于他们的。对此，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种短暂而粗野的被机器所认同的快感，它无需承担被人所认同时的情感暗示。大都市的公民越是失去彼此间的亲密，他们便越是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而与装置的虚拟的亲密便越是令人安慰（一台装置反而学会了如此深刻地直视他们的视网膜）。他们越是失去一切的身份和一切真正的归属，被大机器的无数无限而短暂的变体所认同就越是令人满足：从地下通道的旋转门到ATM机，从温情地注视着他们步入银行或走上街道的监视器到为他们打开车库大门的装置，一直到未来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无情地辨认出他们是谁的义务性身份证。如果机器认同了我，或至少看见了我，那么，我就在这儿；如果对睡眠和失眠一无所知，却时刻警惕着的机器确保我还活着，那么，我就活着；如果机器记下了我的数字或数码信息，那么，我就未被遗忘。

这种快感，这些确定性毫无疑问都是人工的和幻象的，而最先认识到这点的恰恰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它们的人。事实上，如果认同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份虚拟数据，那么，被认同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貌似认同了我的装置背后，或许根本就没有别的什么人，那么，谁又真正地想要认同我，而不是纯粹地控制我或控告我？如何才能不通过一种微笑或姿态，不通过亲切或沉默，而只是通过一种生物身份来进行交流？

然而，历史据说从不返回失落的状态，我们必须不抱任何的遗憾或希冀，超越人格的身份和无人格的身份，去探寻人类的新形象。或者，我们必须探寻的兴许只是一种生命体的形象，因为一张超越了面具的面孔同样也超越了生物计量的诸面孔。我们尚无法看到这个形象，但我们已经预感到，它必将在我们的困惑和梦想中，在我们的无意识和清醒中，令我们大吃一惊。

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青年学术团体，致力于歧异情境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2010年设立泼先生奖，专注文本写作。2012年发起泼先生互助计划，挖掘艺术行动在当下的意义。2013年推出泼先生诗歌对照计划，助力语种之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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